摘要：
关掉实体店，租一天的日租店做生意，在龙岗、罗湖、龙华、福田、南山各区流动，每天都要换一个店。这是一个46岁男人最近的生活，也是很多深圳小老板的生活。有店主说，就算免费送他一个固定店铺，他都不要，因为没办法生存——附近的顾客看腻了店里服装，就不会再买了，他曾经试过连租一个店铺两天，想省去摆货收货的麻烦，但第二天的收入直接少了三分之一。
深圳摊主高文元在卸货摆档。
7月26日凌晨五点，天还没亮，深圳龙岗区马桥市场只有零星铺位亮起灯光。摊主高文元开着面包车，找到一个不足5平米、挂着「华兴百货」门头的空铺子。他卸下折叠货架、竹子卷席、风扇，还有几个大红色布包，里面装着码数齐全的童装。
这样流动在日租店铺里的生活，他已经过了5个月，走遍了龙岗、罗湖、龙华、福田、南山，每天都要换一个店。
日租店是在「放位群」里找的。房东们在群里出租铺位，用长长的广告刷屏，写明流动摊主最关心的事——位置、几平米、人流量、租金、生意能做半天还是一天；周边是城中村还是高档小区，是否有电、卫生间和风扇，能否把车开到门口卸货，也都是铺位的卖点。群里满眼是「牛逼小位」，联系电话叫「发财热线」，但真正生意爆火的位置基本看不到，都被老顾客早早预定了。
高文元习惯在晚上捡漏。如果撑到十二点，只要开价，房东亏本也会把第二天的铺位租出去。这时候原价四五百的铺位，“花统统拿下”。放位群里24小时都有消息，不死心的房东一直发到早上六点，「今天特价」的广告才会被「明日有位」顶掉。
不到六点，隔壁面包店亮起了灯，摆地摊的也出摊了。
清晨6点是多数人出摊的时间，高文元喜欢早到，日复一日的摆货也成了享受——慢慢设计一下，然后支起铁货架，铺开竹子卷席，把红包袱一个个打开，童装T恤随意地堆成一个小山，公主蓬蓬裙就高高地挂起来。大概要摆一个半小时，摆完还不到忙碌的黄金时段7-9点，来得及吃个肠粉，在附近随意逛逛。
但7月26日这天，他找停车位花了太多时间，摆货没有平日从容，急出了一身汗——城中村附近，七八点上班族出门，才有车位空出来。做生意赶早不赶晚，如果顾客来了货还没摆好，高文元会感觉有压力，“但比起开实体店，这个算很轻松的。”
高文元今年46岁，之前有家经营10年的实体店，以卖童装为主。年赶上疫情和社区拆迁，店铺关掉了，靠线上自媒体账号的人气，他开始做批发。顾客大多是想摆地摊创业的人，也有家具店和餐饮店的老板娘，在店门口摆点童装卖。
兼卖餐饮和卖衣服的店铺。
当时一天能赚几千块，高文元跟妻子忙到没时间休息。很快他又开起一家样板店，另租了平米的仓库。几十万积蓄都投了进去，那时他觉得，“做生意不怕（囤）货多，始终都要卖完的”。
大半年后，生意断崖式下滑。一个自媒体平台判定他有营销行为，封了账号。合作过的客户也不再拿货了。他不认为这是简单的失败，更多是形势使然——实体店萧条了，童装更加没有市场。以前在实体店卖，社区里的宝妈，谁住了多少年，谁在自己店里买过衣服，他都知道。现在10个顾客里面，有9个都是阿姨，只有一个年轻宝妈，还只是进店逛逛，主要在网上消费。
疫情后的生意更难做。下雨的日子，没什么顾客购物，还是要按时开门，守上一天，每月实实在在的一万六千多租金让他焦虑。他先退了仓库，今年春天，又把样板店关了，留下积压的货物和几十万外债。到了能卖夏装的三月，他开始租流动店铺。
“跑着跑着就以此为生、难以自拔了”，高文元没有了月租压力，可以看天吃饭，遇上刮风下雨没有顾客，就休息一天，“赚不赚得到就很难讲，（但）这期望就很高嘛，明天去一个新的位置，也许能卖个？”
忙时与闲时
同一个店铺，今天卖你的童装，明天可能就卖他的女装，按天结算，想租几天租几天。这个流动模式真正成型，是近几年的事。据一位流动多年的店主观察，深圳的日租店至少有一半是服装生意。店主们大多从摆地摊起家，以前有临时的夜市、街市、早市，交一点管理费就能卖东西，后来地摊摊位少了。生意做大、货物多的摊主，开始租临时店铺躲避日晒雨淋。
摆果蔬地摊的摊主。
房主把铺子租给长租商户，经营不善的再租给专门「炒位」日租店的二房东，按照惯例，每次转让，新接手的人要付几万、十几万的「喝茶费」。在流动摊主租下来前，通常已经转了三四手，房东们要赚一半的租金。但只有盘下好位置的房东，才能在旺季赚到钱。也有房东自己就是流动摊主，淡季出租，旺季自己做生意。
晚上8点，一位来自潮州的日租店老板在收档。“没得选，生活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，能动的时候就要干活。”
百货老板收档结束后，房东查看店铺情况。
老圩市场里的流动土特产店，原本是猪肉铺。下午5点，还没有卖出一单。
深圳的夏天长，西瓜可以卖到九月份。流动摊主王鹏夏天卖西瓜，冬天卖羊肉。现在在龙岗区的老圩市场租了两个月铺子，跟卖茂名烧腊的老板合档，各出一半租金。算下来多一天，每天能卖两千块，扣掉成本还剩。
为了卖出这个流水，他直接住在店里，白天和妻子轮流休息。王鹏的女儿在老家江西上小学，暑假来到深圳，没有朋友一起玩，她就帮着爸爸卖西瓜。王鹏按深圳的行规，把冰西瓜切成适口的小块，装进透明盒子里，每切好一份瓜，女儿就套上塑料袋。
不大的市场里，有至少三家卖西瓜的，附近还有两家大超市在打价格战，分走了一些顾客。要是生意变差，王鹏打算再换地方。西瓜就堆在店门前，每次进货两三千斤，要在三四天内卖掉。铺子受到冰柜用电和搬货的限制，流动相对缓慢，“要是每天搬两三千斤西瓜，要搞死人了。”
王鹏在烧腊店开的西瓜铺。
流动的生活，每天变化的只有店铺的大小、温度、湿度、卫生状况，以及卖了多少钱。女装店主彭明峰做流动摊主十几年了，跑过五六百家日租店，他说就算免费送一个固定店铺给他都不能要，没办法生存——附近的顾客看腻了店里服装，就不会再买了。他曾经试过连租一个店铺两天，想省去摆货收货的麻烦，第二天收入直接少了三分之一。
彭明峰不喜欢这种生活，“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”，但他不敢轻易改行。上次换行业，是疫情时囤了一批钱包在家放了两年，皮具腐朽掉漆，人们也全用上了电子钱包。小女孩在玩彭明峰的收款码。
彭明峰的临时女装店，淡季租金元。
他在湖南农村长大，初中时着迷地图上的大城市，来到深圳后再也没离开，今年37岁。生意难做，为了两个孩子上学的事，他搬去了东莞，平均每天开车往返50公里来深圳摆摊。8月2日这天，在彭明峰摆档的扬马市场，有五六家日租店铺空着。
扬马市场空置的日租店，彭明峰的妻子在隔壁的空绿豆饼店休息。
再隔两三家是田虹的日租摊位，她卖的也是女装——遇见了同行，收入肯定会少一些。以前摊主们大多摆夫妻档，田虹说，现在至少一半跟她一样独自出摊。招呼顾客，算账，搬搬抬抬的活儿，都是她一个人，“两个人无法养活了，就有个去上班”。
自从跟父母搬到深圳后，四川农村老家的房子没了，田虹已经回不去了。除了陪11岁的女儿看电影，她平时能不出门就不出。在她看来，钱要花在值得的地方，比如给女儿报班补数学，两百块一节课。虽然女儿还在上小学，田虹已经在网上查“女孩学什么专科比较好”。她担心女儿长大了会更辛苦，“我们这一代可以靠力气吃饭，她们这一代，可能扫地都不如机器人快。”
田虹临时摆摊的店。在市场登记的是便利店，店里贴的是菜品的图片。前两家全倒了，现在挂上了女装。
跟许多流动摊主一样，田虹也遇到过不少小偷。她最怕偷衣服的老太太，就算抓到了，老人路都走不稳，也拿她没办法。还有人扫一下付款码，只输入一个数字，没把钱转过来就跑了。
更直接的方式是在喇叭里说，“随便看，随便试，千万不要随便拿”，摊主会调高音量反复播放。还有人租到过假店铺，钱交了，等发现那家店根本不存在，放位的“房东”早已删了好友。
高文元也中过房东的套路，有次他看好一个店铺，讲好价转了钱，房东收了，然后说是朋友的店，得问问再说。高文元一下就意识到，这是要拖到最后实在没人出高价，再把位置租给他。还有一些房东，会放“垃圾位”——位置差，肯定要亏钱的店。“一天骗一个，这么多群几年都骗不完”，高文元说。
高文元的临时童装店。
流动时间久的摊友互相都认识，店铺相邻的时候凑一起闲聊，说说生意好不好，分享避坑指南和业内传闻，比如有个铺位是用雨伞搭起来的，大概3x4米，租金却要0块。但高文元说，自己没交一个朋友，只跟一个摊友熟悉，是个卖男装的大哥，两人偶尔会「合档」，租一个大店铺，分摊店租。但因为一次他推荐的位置对方不满意，两人不再说话，“很现实的，一旦位置不满意，就好像我害了他一样。”
马桥市场的另一间日租店，高文元曾与卖男装的摊友在这里合档。
流动摊主们的灵活性很高，不怎么囤货，市场上什么好卖，很快会换品类。但高文元不行，他还压了大量童装要清货，每件卖十几二十块钱。近期是童装淡季，高文元一天卖两三百块是正常事，去掉店租就不怎么赚钱了，“不卖掉最后都是垃圾”。
中午，太阳晒进店里，市场人流变稀，高文元收了档。
高文元08年在深圳摆地摊创业，身上只有五六千块，那时的目标就是自己开店。摆摊三年后，他在同一个位置开了店，有几年生意不错，“真正做老板了”，老婆买耳环买戒指，一两万想都不想，直接刷卡。现在又回到了原点，连买几块钱的菜都要掂量。
7月26日在马桥市场的铺位，曾卖出过元的好业绩，是他收入最好的一次。高文元这天只卖了两三百，“这个位置下次不来了”。有的店是卖套装的福地，有的可能爆出一百多的大单……每天对不同的日租店，高文元都有新的期望，“总有得一碰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