草园项目部食堂不管早饭和晚饭，只做一顿午餐。因此，萧一哲的早点都是从家里带，通常是一个馒头切开，里面夹上一个煎鸡蛋。他对吃喝一贯不在乎，在公司时也是一样，早餐都是妻子好歹给他做点带上，如果没做他也就不吃了。
每天早晨，冯立伟都看见他吃早点这一幕。到办公室后，先把永远是左肩右斜的一个半旧黑包解下，从里面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着的小包，然后刷洗茶杯，抓一点茶叶沏茶。然后坐桌前，从抽屉里面掏出一本杂志，一边看，一边把塑料包里面的馒头夹鸡蛋啃下去。冯立伟祖籍南方，吃喝都很讲究、很细致，特别是早餐，必须要有干有稀，还坚持每天喝一杯牛奶。他真不明白，这位“书记大人”怎么活得这么潦草、这么埋汰。
通过近距离接触，他觉得萧一哲的确是个“怪人，”一举一动都很奇特，好像与常人不同。譬如他喝的茶叶，都是托办公室从茶叶城买来的低档大包货。冯立伟的柜子里，有的是来办事的人送来的高档茶，时间长了经常整筒的扔掉，有时他真想送萧一哲一些。
萧一哲吸烟也很怪。他烟很勤，经常一支接着一支不停。但他永远吸一种凉烟，不到3元一盒，可能连民工都不吸。遇到同事或者来客让烟，无论多好他都不接受，理由是：“你们的烟太硬，我抽着难受，我只抽淡烟。”
冯立伟早听说他不是穷主儿，父亲早先是当官儿的，媳妇是公务员，家里有几套楼房，岳父死后还在闹市区留下一个四合院，现在出租房费就收不少钱，将来拆迁起码几千万。但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“装穷”，譬如他的手机据说是元买的，只能打电话发短信，扔街上可能都没人捡。现在谁家没车？赵成功有两辆高档车，因为限号，冯立伟也准备买第二辆了。但他就没有私家车，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。
空闲时间，冯立伟也和萧一哲聊聊家常，总想窥探一下这位“怪人”内心的奥秘。
“书记，您怎么不买车啊，有个车多方便。”冯立伟问。
“我就是不喜欢，年轻时骑摩托出过车祸，以后就再也不想动车了。”
“我看您可真够节俭的。”
“是么？可能是穷怕了。”
“您还穷？您父亲不是当官儿的么？”
“他那叫什么官儿？打了一辈子仗，没过几天好日子就回老家种地了。好容易熬到落实政策，没几年又死球的了。”萧一哲最不愿意提起他的父母，他对父母一直充满既想念又埋怨的复杂情愫。他9岁就与父母分开，少年在艰辛中孤独熬过。他总觉得，正是从小缺少父爱、母爱，才造成他性格孤僻、自卑胆怯，缺乏男子汉应有的威武和豪迈。他调转话题，对冯立伟说：“你看啊，我女儿在美国读研究生，读完要几十万。将来她说还要去哈佛读博士，你说我不节省点咋办啊？”
“嗨——，那也不能把自己太委屈了,”冯立伟不以为然的说：“您那女儿也是，读什么博士啊？有用么？回来还不是没事儿干？您看赵总，没上过大学，现在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，不少挣钱。”
萧一哲不说话了。他每次和冯立伟聊天，总能听出他的话带着情绪，甚至是怨气。他很清楚，这种怨气来源于公司对这个项目部的人事安排。本来他是项目经理，但又派个工程指挥压他头上，使他成为纯粹的“碎催”和摆设。将来有成绩是赵成功的，出问题他则是替罪羊。
萧一哲理解他的苦衷，知道这样的人事安排，无论哪个项目经理都会“撮火”的。连自己这个书记都如是，赵成功成天阴阳怪气、横眉立目，自己开展工作都感觉十分别扭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瞅瞅他的脸色。但他心里明白，自己绝不能背后捣鼓赵成功，因为他手里握着实权。一旦与他分庭抗礼，周围人会屈从于他的权力，很少有人会同情什么道理，结果只能是鸡蛋碰石头，使自己沦为孤家寡人。况且，书记的首要任务是加强班子建设，必须要带头维护班子团结，而不能背后犯自由主义。
这天赵成功不在，屋里只有萧一哲和冯立伟，俩人各守着一台电脑干自己的。萧一哲在写支部工作汇报，知道冯立伟又在玩游戏，因为他面对荧屏毫无表情，一只手把鼠标按个不停。萧一哲始终不明白，他已经四十多了，怎么玩儿心还这样大啊？
突然，冯立伟站起来和他说话，语调因激动有些颤抖：“书记，咱们项目部的承包合同谁签啊？”
萧一哲迷惑不解：“承包合同？承包合同咱们班子签啊。”
按照公司规定，承接工程前，项目班子要与公司签订经济承包合同，班子成员要交上额度不等的风险抵押金。工程结束后，班子成员依成本结算获得利润分成，盈利多收入多，出现亏损就要扣掉风险抵押金。在班子成员中，项目经理的风险抵押金交的最多，占总额度的50%。
冯立伟继续问：“那赵成功算不算啊？他签么？”萧一哲是初到项目部工作，不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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